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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传统陆权的法国则代表了另一种殖民思维:直接统治。法国不光希望从殖民地获得商业利益,更是希望将殖民地人民全部变成法国人。此举从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的三个省(阿尔及尔、康斯坦丁、奥兰)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要知道当地可是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传统。与英国不同,法国在其殖民地推行的是一套统一的全新的管理系统。不管是在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马达加斯加或是印度支那,法国的殖民管理系统都是同一套,少有英国那样的因地制宜以及与地方精英合作。这样一套强调统一以及同化的系统为法国殖民地带去的就是激烈的法国化进程。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法国文化在殖民地获得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同时整个殖民地政府以及官僚系统几乎全部由法国人组成,被殖民地人民只能在政府的底层找到一些职位。在这一套巴黎指挥的中央集权的殖民体系下,法国文化在文学、语言等多方面开始了对殖民地原生文化的清洗与替代。

不过,毛皮贸易的宏大史诗背后,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悲歌和北美毛皮动物的灾难。在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是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农业开发大潮中,白人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被视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遭到排斥。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构成美国西部开发的一条主线。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而毛皮贸易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需求构成双方“‘友谊’的唯一基础”。除了在十九世纪落基山区的捕猎中,美国毛皮商人曾经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猎的集会制度外,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除了男人充当白人交易的猎手以外,印第安妇女也构成毛皮贸易的一道独特风景。她们与白人毛皮商人的跨族通婚,为无数游荡在荒野中的白人毛皮商带来家庭的温暖,她们还充当毛皮贸易谈判中的翻译和中间人,是白人向西部探险的重要助手、贸易站中免费的劳动力,甚至西北毛皮贸易的重要食物牛肉饼的制作,也主要出自印第安妇女之手。

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推移,禁止天主教成为了幕府的基本方针。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开放天主教活动前,日本的天主教徒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这就是“潜伏切支丹”。现在长崎“潜伏切支丹”的历史遗迹得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势必掀起一轮新的观光热潮,同时,世界遗产的认定也可以视作对禁教期间遇难者的一种告慰。

在经济衰退时,谈论闲职的普遍存在和生产的“奢侈”或“浪费”本质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但只有在技术管治的意识形态下才是如此。通货膨胀和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也许恰恰是闲职系统的不公平所带来的结果。物质财富与休闲同时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另一些人则面临经济困难,同时可能所有人都内心焦虑;这在经济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技术带来的高生产力在经济危机中并没有消失,因为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上。

当然,被保险人并不是只要申请就能够获得制度支付,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护理等级的评估才能够享受相应的待遇。从1996年到2016年,护理等级从轻到重可分为I、II、III三个等级,2017年的最新改革重新将护理等级划分为五个等级。从1996年到2016年,护理等级评定呈现出日益向轻处移动的趋势:护理等级I的比例从40.1%增长到2015年的58.7%,护理等级II从43.3%下降到30.4%,护理等级III的比例从16.6%下降到10.9%。

大型特色活动是城市生活的亮点,是城市重塑与再生的一剂良药。

国家足协为足球学校派出教练员负责训练,每周训练四次,都是早晨两小时。

其次,要将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用的归属进行清晰的界定,属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范畴的由医疗保险基金来承担,属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畴的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来承担,应该清晰地划分两个制度之间的分界线。德国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之前,由医疗保险基金承担医疗费用,正式建制之后则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承担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医疗费用。我国目前试点地区则分为三种选择:3个试点地区主要提供覆盖医疗服务,6个试点地区主要提供生活照料,6个试点地区可以提供医疗服务也可以提供生活照料。未来待制度稳定下来,应该统一对享受护理保险待遇期间的医疗费用的归属进行清晰的界定,避免两个制度之间角色定位不清晰和费用转移的情况。

会议最后举行了三个小时的圆桌会谈,引言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战争对近代历史的影响,认为可以持续展开深入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洪彬等二十几位学者相继发言讨论。

在场上,他还非常强调意志品质的重要性,要求每一名球员都需要有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

许子东梳理了现代文学课的开设历程,最早是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上的《当代文学》,1930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上《新文学的源与流》。“所以现代文学课有90年历史,1949年以前已经出过26种现代文学史,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写中国文学的一个尾巴,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第二个类型是反对现代文学史,钱基博把现代作家否定的一塌糊涂。第三个类型,是正规的现代文学史,不突出政治,就是讲史料、客观评史。但是后来的现代文学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文学的发展,还与现代教育制度密切有关。现代文学之所以后来变得这么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先生去世后,人文社与其家属依旧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彼此间继续着深刻的默契与信任。为此,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其家属授予人文社独家版权。“近年来,市场上不断出现各种以不同面貌打造的非人文社出版的《家》《春》《秋》,它们严重侵犯了巴金先生的著作权,也严重侵犯了人文社的独家出版权。”宋强如是说。

经济学理论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十分正常的,究竟哪一种理论与现实情况更为贴合,要交给数据来检验。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周期的定义十分明确,只需要测算一个任期内的经济增速的变化情况即可,但如何度量领导人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民众可以对比前后几任的领导人,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比较是不严谨的。一名领导人任上经济发展的好坏,除了他个人的能力高低之外,其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而言,除了可以做跨时间的纵向比较,还可以做跨地区的横向比较。但即便是横向比较,因为地区之间存在禀赋差异,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学研究中很少有对于领导人能力的实证研究。

实习计划本来是4个月,但到期时,国家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派了好几个调查组分赴16个省区调查,有民族工作干部,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专院校师生上千人参加。当时我们正结束了实习,领导就让我们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在昆明接受了短期的培训后又回到西双版纳,开始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这样,我们在西双版纳实习和调查大约有一年半时间。

这件事从1981年开始筹划。1983年5月9日先母在中心诊所去世,5月6日我在医院陪病时,孙运璿先生来医院探视……孙先生说:“ 我们谈的事情,每一阶段(蒋经国)都知道,我都跟他报告过,但是现在他的身体很坏,顾不全这件事,他跟我说,与其顾不周全,不如暂时停一下,所以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 他又说:“ 你跟李浩先生说,不是永远停止,但是这一件事情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做。” 我问孙先生说:“ 院长,你认为蒋的情形如果不好,你……” 他说:“当然他会有交代,会有机制,他交代了下来后,假如我还在一定的位子上,我会继续办。”(请参阅《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第447~449页)

《赌博默示录》比《动物世界》的设定更单纯一点,男主角伊藤开司没有想象打怪的部分,几乎上来就上了船。像宽松世代最常见的平成废柴一样,伊藤开司浑浑噩噩、一事无成,因为好心替人做了担保而背负上了数百万债务。为了还债,没什么特殊技能的伊藤被忽悠上了一艘名为“希望之船”的渡轮参加神秘赌局,赢了就能把此前的债务一笔勾销。上船之后,伊藤发现同船的也都是和他差不多处境的“失败者”,规则的制定者甚至上来就强化他们“失败”的这一特质,以刺激他们对赌局的狂热。

赌局规则看似简单,只有“石头剪子布”组成的卡牌和三颗星星标志作为道具,赌局结束时卡牌没有用完或者保留星星标志数少于三颗就算输,参与者的人生被系于此,他们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博弈……

展览的第二部分至第七部分展示了漆器制作的不同工艺,漆器的工艺随着时间的演变愈发精细和多元,展品繁复细致的图案和介绍文字中看起来就颇具难度的技术让人惊叹。

众所周知,1517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与西班牙、葡萄牙呈竞争关系的英国、荷兰,都已不再是天主教国家,而是新教国家。在荷兰设立平户商馆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于1613年设立了商馆。吉村雅美的论文《イギリス商人のみた日本のカトリック勢力(英国人所见的日本天主教势力)》为我们揭示了禁教前后英国商人的动向。根据英国商人理查·考克斯的日记,考克斯曾与幕府重臣交谈,其中提到了英王詹姆斯一世排斥天主教之事。考克斯警告说,天主教教士曾试图毒杀英国国王,利用火药,对君主发起叛乱,因此他们被从英国驱逐出去。这指的是1605年的“火药阴谋”事件。当时一群天主教极端分子试图炸掉国会,杀害英王詹姆斯一世。元和二年令(1616年)发布后不久,考克斯与三浦按针又告诉幕府重臣,在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以后英国就将国内的天主教教士处死,请将军不必担心。可以想见,在禁教令的背后,不仅有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政策的作用,也有新教国家英荷与天主教国家西葡对抗的因素在。这就是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国际背景。

同时展览中还运用了多种黑科技如目前国际很流行的3D打印技术、球幕影院、大型多媒体投影等,打造全新的观展体验。比如在第一展厅,专门为少儿观众设计了一个互动游戏室,小观众们可以通过“答题英豪”进行良渚文化知识竞赛,用“考古达人”AR互动沙盘为良渚古城建水坝造房屋,以及通过“梦回良渚”VR体感游戏狩猎动物、制作玉器,更生动地感受良渚文化、良渚文明。在第二展厅内,展示了3D打印的良渚文化的房子、村庄和撑船行舟的先民,甚至在微缩的墓葬模型中也有3D打印的随葬玉器;第二展厅还新增了球幕影院,影院内定期循环播放一部10分钟的良渚大片。

关于美国毛皮贸易的著作也很多,著名史学家海勒姆·马丁·奇腾登的《美国远西部毛皮贸易》(Hiram Martin Chittenden, 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 Stanford: Academic Reprints, 1954)对美国西部毛皮贸易的兴衰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其成果至今仍为学者们广为借鉴。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因为输往中国市场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理查德·麦凯的《大山以外的交易:英国人在太平洋地区的毛皮贸易 1793-1843》(Richard Somerset Mackie, 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 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7)对以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为首的英国毛皮贸易商在北美西北地区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詹姆斯·吉布森的《海獭皮、波士顿商船与中国商品:西北沿海的毛皮贸易,1785-1841》(James R. Gibson,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则是研究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优秀作品。时至今日,欧美学界对毛皮贸易的兴趣仍然不减,从1965年起,欧美学界每隔几年就举办一届毛皮贸易国际研讨会,为学者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并出版论文集,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这一国际会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

在德国队折戟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之后,德国队从上到下已经开始反思,并且释放出了“改变”的信号。德国足协在留下了主帅勒夫之后,已经明确表示要对国家队进行重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球员的更迭。对于不受到球迷和足协官员待见的厄齐尔来说,他未来的国家队之路似乎不会太平坦,俄罗斯是否会成为厄齐尔在世界杯上最后的回忆,这只能看他未来的表现。

在战术板上,我从未输过一场球,执行是最重要的。球员们知道怎样面对不同的状况,也知道该怎样战胜巴西。

(一)治理理念:国家集权与地方分权治理相结合

要理解这两个问题,最佳入口无疑就是先去了解作为现代性的思想源头的欧洲神秘学的历史与思想脉络,在这方面,此前的相关著作大多是集中于神秘学的某一侧面,少有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描述与分析。张君卜天所译荷兰学者哈内赫拉夫的《西方神秘学指津》恰好提供了一个最为基础且不乏洞见的文本。信仰、理性和神秘学是罗马教会以来西方思想的三个主要面相,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信仰和理性关注多,而对神秘学的了解虽然有《金枝》这样的作品译介,但总体上是非常粗疏和混乱的。本书系统地展示了从希腊城邦时代以来的西方神秘学的历史,并从神秘学的视角对中世纪以来几次重大的思想变革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分析,这些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诸思想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在过去三十年间,东方和西方的神秘学思想和实践在中国都有丰富的发展和实践,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东向传法,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社会现象,中国知识界对此仍旧没有做出相匹配的思考。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西方神秘学的关注主要发端于对古希腊厄琉息斯秘仪、狄奥尼索斯崇拜、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俄尔普士教的研究。法国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韦尔南认为,这些希腊城邦宗教之外的宗教形态,与主流宗教其实处于一种并行的状态,他将其统称为“希腊神秘主义”,它们的“特点是追求与诸神更直接、更紧密、更个人的接触”,“有时通往神秘主义之路与对幸福不朽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时而是在死后受到一位神的特别垂青而被赐福,时而是通过遵守被授秘义者的纯洁生活准则而获得,而且,这些人能够从生于尘世之时起就获得解放神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在场的一小块地盘”。在天主教会主导欧洲宗教的时代,这种神秘学则被教会区分成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被教会承认为对教会的救赎财积累有所助益的秘密修行,另外一种则是被教会所排斥和压抑的异端。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极为模糊,教廷本身对某一具体小教派的看法也总是摇摆不定。哈内赫拉夫对神秘学历史的回顾更注重思想传统而非教派实践,其核心包括柏拉图主义,及其埃及希腊化传统赫尔墨斯主义和通神术,另外一种则是基于形而上学的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柏拉图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神秘学的基本类型,从古典时代一直延伸到现代。

“同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北大的三位《现代文学三十年》怎么说的,说郁达夫:尽管这种宣泄似乎缺少理性的过滤显得不够深刻。说了《女神》一堆好话之后说: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人家是这样评论的。”许子东说。

何常在虽然是一个网文作家,但他的网文出版实体书之后,销量也都不错,因而他也十分期待《浩荡》更为严肃的实体书读者。这部小说的纸质出版已经签订了合同,顺利的话,会在2019年前上市。

那么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么?最近一份比较了美国1910年和2000年就业情况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我注意到在英国几乎也一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受雇于家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从事“专业、管理、文书、销售和服务的工人”数量翻了三倍,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正如凯恩斯预测的,生产性的工作的确已经基本自动化了(即使考虑到全球的工业劳动者,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劳苦大众,他们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例仍然没有之前那么大。)

当然,仅靠监测点“上收”,尚不可阻断人为干扰的可能。事实上,无论是西安还是临汾,两起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都发生在国控站点。监测点“上收”,对于杜绝明目张胆的造假和数据篡改,当然立竿见影,但对于种种隐蔽的干扰和造假,依然鞭长莫及。而且,对于地方官员而言,监测点“上收”了,监测数据的重要性也随之大幅度提升,这对于一些身陷环保考核压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将如芒在背,可能反而加剧他们的造假冲动。

在语言之后,奥登看到了更为深层的“世界观”与文艺的关系问题,这是整本书中比较集中的具有本质性思辨价值的议题。奥登认为,“比起过去,我们当前的‘世界观’中存在四个方面使得艺术道路变得更为困难”(105页)。这四个问题是:“1)对物质世界永恒性的信仰已经丧失”,这样的话艺术家不会考虑如何创造出具有永恒性质事物的可能性,但是奥登在这里与速写和即兴创作联系起来,我感到有点不那么恰当;“2)对感觉现象的意义和真实性的信仰已经丧失”;“3)对人性标准的信仰已经丧失,这种人性标准要求一个同类的与之相谐和的人造世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奥登接下来论述的角度与我想象的并不一样;“4)作为具有启示性的个人行为范围的‘公共领域’消失殆尽。……结果,艺术,尤其是文学,失去了主要的传统人性主题,即人是行动的人,公共行为的实施者”(参见106-109页)。重要的是把“世界观”(德语的)与艺术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分析现代艺术的危机,其中有哲学、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角度的思考。

现场,观众们亮起手机的闪光灯和主创一起喊出“希望之光”的口号,诚如徐峥在电影中的台词,“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徐峥说,“不管现实生活怎么样,还是希望电影让人看到美好希望,透过小人物的故事看到国家时代的进步。电影发展类型,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的,相信今后中国电影也会越来越好的。”

在展览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与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展览策展人长谷川祐子就中葡当代艺术的异同点和艺术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对于周嘉宁来说,丧失母语对她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周嘉宁喜欢看金宇澄和张怡微的小说,这两位上海作家都是用母语思维的。“我也有母语思维,但我没办法用那个思维来写。”周嘉宁第一次读《繁花》的时候是用普通话的思维来读的,看到一半脑子完全乱了,后来第二遍时她试着用上海话来读,一切都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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